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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杨嗣昌,十面埋伏重病而亡,为何成为崇祯最信赖的人?

兵部尚书杨嗣昌,十面埋伏重病而亡,为何成为崇祯最信赖的人?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杨嗣昌被重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贫思良妻,国破思良相”。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处在崩塌的边缘,对于一心想复兴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但他分身乏术,且能力有限,所以,他需要个战略家来帮他谋划全局,而恰巧杨嗣昌就是秀出班行的那一个。

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曾任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杨嗣昌本人也曾任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职。然而,好景不长,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祸乱朝纲,排除异己,父子二人为避难,辞官回家,隐居山林。

杨嗣昌在隐居期间写下了《地官集》等著作,得到了当时还是信王的朱由检赏识。朱由检继位后清除阉党,杨昌嗣父子被邀出山。杨嗣昌仅仅因为几本书就能得到一心强国的崇祯皇帝的青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他究竟还有哪些过人之处能成为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最信赖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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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才华横溢,鹤立鸡群

杨嗣昌封兵部右侍郎时,就边关问题,连续向崇祯皇帝上了六道奏折,言辞犀利,切中要害,史书记载:“帝异其才”。杨嗣昌自幼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每次和皇帝谈论政务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让崇祯皇帝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也非常愿意和他讨论国事。

杨嗣昌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张凤翼跟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张凤翼才疏学浅,讷口少言,难堪大任,崇祯皇帝对他不是很感冒。

在“己巳之变”中,作为兵部尚书的张凤翼自知难辞其咎,畏罪自杀了。这样一来,兵部尚书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史书记载:“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

朝中无人可担此任,崇祯下旨让还在家丁忧的杨嗣昌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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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杨嗣昌的才能在群臣中显得鹤立鸡群。杨嗣昌是文人,但他不同于那些迂腐酸文人,他不像那些言官只会说套话,以古讽今,他把才能运用到实处,锐意改革,这一点与崇祯不谋而合,大明王朝已经危如累卵,重症需猛药,不能再夸夸其谈,画饼充饥了。

2.洁身自好,未参加党争

明末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此起彼伏,互相倾轧。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阉党党魁魏忠贤和朱由校乳母客氏结成对食,既而深受朱由校崇信,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迅速崛起,对东林党大肆屠杀。

朱由校死后,崇祯皇帝继位。继位后清算阉党,起复被迫害的东林党。然而,崇祯皇帝没有想到,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竟是一帮庸才,治理国家无良策,拉帮结伙却有一套。

崇祯皇帝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也明白了双方都不是善类。这样一来,不依附阉党也不依附东林党的杨嗣昌更显得珍贵,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在明末的官场简直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人才,怎能不委以重任?

3.目光长远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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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位战略家,他从全局出发,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对内忧外患,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构想,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对关外的清军采取和谈的形式,以争取时间来平定农民军的叛乱。对农民军他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策略来清剿。农民军的特点是流动性大,这一策略使其机动性受到很大限制,张献忠和李自成被打的溃不成军,张献忠投降,李自成仅剩18骑逃往商洛山。

对外与清军议和一事,最关键时刻却出了意外。崇祯皇帝刚把想法跟朝臣们透露一点,却立马受到了言官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搬书弄典,认为这是向蛮夷低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崇祯皇帝无奈,难以定夺,而关外的皇太极已失去耐心,绕过“关锦宁防线”直扑北京。崇祯万不得已,招洪承畴、孙传庭等入京勤王,“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也宣告流产。崇祯慨叹“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虽然这一战略规划最后失败了,但这不是杨嗣昌的问题,不可抗的外力因素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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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卢象升等人主张对抗清廷,被认为是“主战派”,杨嗣昌力主议和,被认为是“主和派”。其实双方都没有错,孙传庭、卢象升等人都是名将,自然是以驰骋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他们认为对抗清军必须要以武力镇压才有效果。

杨嗣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考虑,他何尝不知只有打败清军才能解决边关问题?他只是主张暂时议和,避免腹背受敌,这和秦桧等人的和议完全是两码事。况且,国库已然空虚,对付清军每年还要从百姓身上加征“辽饷”,已经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哪里还能经受得起?这是在“饮鸩止渴”。

总结

杨嗣昌和崇祯考虑问题的角度一样,考虑问题的高度一样。杨嗣昌需要全盘考虑,而不是单纯的战争,他是真正的在帮崇祯解决问题。所以,杨嗣昌成为了崇祯最信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