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魅力正文

夏衍的魅力正文

在那个位于大六部口的漂亮四合院里，我们总是在谈论国家、世界以及文艺大事。夏衍，他的名字如同他的人生一般，充满了智慧和洞察力。我们之间的对话总是围绕着这些宏大的主题展开。有时，我会提到最近读到的一篇重要报道，而他总能敏锐地指出细节上的偏差，比如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这种水晶般清晰的记忆力让我感到震撼。夏衍比我年长三十四岁，他的入党时间距离我出生还有七年，但他永远保持着敏捷的思维、条理清晰的表达，语言简洁明了，不打磕绊，不模糊吞吐，节奏分明而又迅疾。这些特点让人难以相信他已经九十多岁高龄。初次见面，他的瘦削可能让你感到惊讶，但他的思想和语言却像他的身体一样，剔除了所有不必要的枝蔓，只留下最精粹的内容。据说他从未达到过50公斤的体重，在生命的晚期，他可能只剩下30公斤。然而，他的思想和表达总是那么明白透彻，一清见底。夏衍不仅是绝对的前辈，但他从不摆出前辈的姿态。他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但从未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官架子。对于待遇，他曾提到50年代出差到某市时，当地按照他的级别给他安排的房间，他称其为“可怕的大房间”，似乎还心有余悸。80年代初期，当邓友梅同志称他与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作家为“首长”时，他立即打断，强调不要这样称呼。他对人真诚，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对一切新的知识和动向都保持兴趣，保持着年轻人般的幽默感，这使他永远年轻。第一次听夏衍讲话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他的讲话不同于一些官样文章，而是语重心长地谈到了反封建与学习科学的重要性，每一句话都是他一生奋斗经验的结晶，寄予了对年轻人的极大希望，令人感动不已。在许多问题上，夏衍常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曾指出建国后前30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这是一针见血的深刻反思。他认为，即使是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弥补和纠正，但人口的激增导致的后患却无法轻易解决，世世代代都将背负着这沉重的负担。1990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领导希望夏公能为其撰写序言，考虑到他的高龄，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提纲。然而，夏公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明个人风格不同，使用代写的序言效果往往不佳，他无法接受我准备的提纲，而是自己一丝不苟地写了序言，内容既有见地，又清澈见底。他还强调，如果使用我的提纲，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是王蒙的文章，而非夏衍的风格。在大六部口的院落里，两棵丁香树一紫一白，1990年开花时，我前去赏花。夏老那天也高兴，扶着拐杖出来看花，甚至对房上的小猫也表示出兴趣，说它也喜欢石榴花。那场面就像是水墨画中的“新春行乐图”。人老到一定程度，会有一种特殊的美，那是无限好的夕阳，个性已经完成，是非了如指掌，经验与学识博大精深，知止有定，历尽沧桑，个人再无所求，无欲则刚。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带有锋芒、智慧、分量、原则和趣味，又适可而止。今年元月初，我最后一次在夏公清醒时拜访他，我们谈论了社会治安问题以及《人民日报》上胡绳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那天他精神很好，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胡绳同志随后也来到病房看望夏公。据说那是夏公病情恶化以来情况最好的一天。倒数第二次与夏公（昏迷前）的见面是在去年11月底，他十分疲劳，静卧在病床上。他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文学事业，即使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对文学界的担忧仍然清晰地表达出来，希望青年作家能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因为如果他们不懂市场，又如何能创作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呢？夏公的离去也展现了他独特的人生风格。1995年1月21日清晨，他吃早饭时感觉不适，发了脾气，摔了一样器皿。意识到不对劲后，他找子女来，从容、周到、得体地安排了后事。他对自己在95岁生日时有关方面的评价表示满意，但希望在离开后不搞任何活动，希望骨灰撒在家乡——浙江的钱塘江里。在谈及料理后事时，他还提到了陈荒煤与王蒙的名字。两个小时后，他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直到春节休假过后上班的第二天，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